北京外交人員強調：「所謂日華斷交是要消滅不正常的日蔣條約，並非意謂著日本與台灣斷絕關係。」林麗韞所說「在簽署共同聲明之後，前往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參觀」這件事，有很深的含意。人民大會堂各個廳分別用各省名稱命名。林麗韞描述，周恩來到了台灣廳後便下達指示：「現在的台灣廳在2樓角落，台灣同胞來要參觀會不方便。房間中央還有一根大柱子。趕快換個地方。」於是便把浙江廳換成台灣廳。周恩來的發言和舉止，應該是表示他希望東京和北京的邦交正常化，代表著離台灣問題的解決又更近一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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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與台灣斷絕關係周恩來9月29日參觀台灣廳。同一天葉劍英發言歡迎台灣同胞訪問祖國。新華社也報導：因為10月1日國慶日在即，有包含台灣同胞在內的祝賀團將進入北京，都會利用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。接著周恩來10月6日接見台灣同胞，關於日前日中邦交正常化，尤其是放棄對日戰爭賠償的意義，引用了毛澤東的話，說明這是「不要讓日本人民受苦而作的判斷」。周恩來對台灣廳的提案，可能也考量到了這隆乳費用些進展。在北京採訪林麗韞時，得知有許多台籍翻譯人員被進用為中共首長口譯。例如台南出生、在兵庫縣蘆屋市長大的郭平坦、神戶出生的陳月霞，兩人都曾擔任周恩來口譯。同樣也是神戶出生的陳兆華，當過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日語口譯。此外，呂招治（基隆人，在神戶長大）、陳瑞華（台北人，於神戶出生）、徐宏子（台北人）、陳蕙娟（高雄人，陳文彬長女）等人，也都為大陸重要人士擔任口譯。這些台籍翻譯人才受到拔擢，直接理由是流利的日語，水準和以日語為母語的人一樣。同時，以台籍人士擔任中共首腦的口譯，也具有高度政治意涵，亦即北京政府要表示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，要依這個原則解決台灣問題。東京和北京邦交正常化過程中，台灣問題是最大爭議點，在日中談判中起用台灣人林麗韞作為主要口譯，當然是向日本展示中共對台灣的立場。本文一開始也提到，周恩來提及「台灣出生、在神戶長大」的林麗韞經歷。國家首腦以口譯個人經歷作為會談話題，十分少見。應該是周恩來藉此向日本客人暗示中共對台灣的立場，此外也希望一舉拉近日中雙方距離。其實，在田中訪中時，林麗韞的經歷和關西腔日語就在日本記者團中造成話題。9月29日《讀賣新聞》報導了林麗韞的存在：「25日晚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晚宴中，周總理的發言被翻譯成流暢、而略帶關西腔的日語，迴盪在會場中。」並介紹她「在台灣出生、神戶長大。畢業於北京大學理學院，卻中途轉行。」除了顯示記者對她的存在深感興趣，北京原應嚴格控管相關人員個人資料，這也顯示出北京有意地洩漏她個人履歷。不過，日本與北京政府建交，也就是意謂要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關係。林麗韞等在北京政府從事對日工作的台灣人，是怎麼看待故鄉台灣要與日本斷絕關係這件事呢？北京外交人員強調：「所謂日華斷交是要消滅不正常的日蔣條約，並非意謂著日本與台灣斷絕關係。」包括林麗韞在內，幾位台籍中共外交官都是這樣回答。如果考慮到他們的立場是希望中共「解放」台灣，其實就沒有邏輯上的矛盾了。針對這個問題，有趣的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時，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黃昭堂對作者說：「日華斷交也就是日蔣關係的斷絕。當時，各處都有支持日中建交的文章發表。」中共台籍外交官和台灣獨立運動家對於台灣人的認識，應該在政治立場上存在根本的歧異，但在這個議題上，卻是不謀而合。這個奇妙的一致性，正可以引領探索兩岸之間如何在檯面下互通款曲。台灣出身的林麗韞，是何時開始當上中共首腦的口譯呢？她眼裡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是怎樣的呢？總理也聽得懂日文提到第一次被任命為周恩來的口譯，林麗韞說：「那是我回國的第二年，也就是1954年的事，當時接待了一個比較大型的日本青年代表團。我也是青年聯合會成員，負責招待，不過第一次擔任周總理口譯，事前並不知情。活動正在大廳進行時，周總理來了，客人與周總理都站著說話。翻譯組領隊跟我說『小林，你上你上』，我就站到周總理身邊開始翻譯。我一直仰慕周總理，幫他翻譯覺得很興奮。周總理的話很好懂，講話比較慢，而且很體諒翻譯，每一個句子都很簡潔。」周恩來有過短暫的日本留學經驗，1917年20歲到日本，在東京神田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。林麗韞表示「周總理能聽懂日文」。接見日本客人時，一定會有翻譯在旁邊。她站在口譯位置，能夠觀察周恩來的反應和處理，從很早以前就覺得「周總理連日語相當細微的部分都能夠聽懂」。「比方說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，講到建交3原則，這時提到萬隆會議的和平共處5原則。我一項一項翻譯，周總理在旁邊怕我忘記，會在每一句之間小聲地提醒我，第一條是什麼、第二條是什麼。」（待續）(旺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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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與台灣斷絕關係周恩來9月29日參觀台灣廳。同一天葉劍英發言歡迎台灣同胞訪問祖國。新華社也報導：因為10月1日國慶日在即，有包含台灣同胞在內的祝賀團將進入北京，都會利用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。接著周恩來10月6日接見台灣同胞，關於日前日中邦交正常化，尤其是放棄對日戰爭賠償的意義，引用了毛澤東的話，說明這是「不要讓日本人民受苦而作的判斷」。周恩來對台灣廳的提案，可能也考量到了這隆乳費用些進展。在北京採訪林麗韞時，得知有許多台籍翻譯人員被進用為中共首長口譯。例如台南出生、在兵庫縣蘆屋市長大的郭平坦、神戶出生的陳月霞，兩人都曾擔任周恩來口譯。同樣也是神戶出生的陳兆華，當過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日語口譯。此外，呂招治（基隆人，在神戶長大）、陳瑞華（台北人，於神戶出生）、徐宏子（台北人）、陳蕙娟（高雄人，陳文彬長女）等人，也都為大陸重要人士擔任口譯。這些台籍翻譯人才受到拔擢，直接理由是流利的日語，水準和以日語為母語的人一樣。同時，以台籍人士擔任中共首腦的口譯，也具有高度政治意涵，亦即北京政府要表示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，要依這個原則解決台灣問題。東京和北京邦交正常化過程中，台灣問題是最大爭議點，在日中談判中起用台灣人林麗韞作為主要口譯，當然是向日本展示中共對台灣的立場。本文一開始也提到，周恩來提及「台灣出生、在神戶長大」的林麗韞經歷。國家首腦以口譯個人經歷作為會談話題，十分少見。應該是周恩來藉此向日本客人暗示中共對台灣的立場，此外也希望一舉拉近日中雙方距離。其實，在田中訪中時，林麗韞的經歷和關西腔日語就在日本記者團中造成話題。9月29日《讀賣新聞》報導了林麗韞的存在：「25日晚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晚宴中，周總理的發言被翻譯成流暢、而略帶關西腔的日語，迴盪在會場中。」並介紹她「在台灣出生、神戶長大。畢業於北京大學理學院，卻中途轉行。」除了顯示記者對她的存在深感興趣，北京原應嚴格控管相關人員個人資料，這也顯示出北京有意地洩漏她個人履歷。不過，日本與北京政府建交，也就是意謂要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關係。林麗韞等在北京政府從事對日工作的台灣人，是怎麼看待故鄉台灣要與日本斷絕關係這件事呢？北京外交人員強調：「所謂日華斷交是要消滅不正常的日蔣條約，並非意謂著日本與台灣斷絕關係。」包括林麗韞在內，幾位台籍中共外交官都是這樣回答。如果考慮到他們的立場是希望中共「解放」台灣，其實就沒有邏輯上的矛盾了。針對這個問題，有趣的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時，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黃昭堂對作者說：「日華斷交也就是日蔣關係的斷絕。當時，各處都有支持日中建交的文章發表。」中共台籍外交官和台灣獨立運動家對於台灣人的認識，應該在政治立場上存在根本的歧異，但在這個議題上，卻是不謀而合。這個奇妙的一致性，正可以引領探索兩岸之間如何在檯面下互通款曲。台灣出身的林麗韞，是何時開始當上中共首腦的口譯呢？她眼裡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是怎樣的呢？總理也聽得懂日文提到第一次被任命為周恩來的口譯，林麗韞說：「那是我回國的第二年，也就是1954年的事，當時接待了一個比較大型的日本青年代表團。我也是青年聯合會成員，負責招待，不過第一次擔任周總理口譯，事前並不知情。活動正在大廳進行時，周總理來了，客人與周總理都站著說話。翻譯組領隊跟我說『小林，你上你上』，我就站到周總理身邊開始翻譯。我一直仰慕周總理，幫他翻譯覺得很興奮。周總理的話很好懂，講話比較慢，而且很體諒翻譯，每一個句子都很簡潔。」周恩來有過短暫的日本留學經驗，1917年20歲到日本，在東京神田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。林麗韞表示「周總理能聽懂日文」。接見日本客人時，一定會有翻譯在旁邊。她站在口譯位置，能夠觀察周恩來的反應和處理，從很早以前就覺得「周總理連日語相當細微的部分都能夠聽懂」。「比方說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，講到建交3原則，這時提到萬隆會議的和平共處5原則。我一項一項翻譯，周總理在旁邊怕我忘記，會在每一句之間小聲地提醒我，第一條是什麼、第二條是什麼。」（待續）(旺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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